中國歷史系列之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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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歷史(960年-1127年) 主條目:北宋 立國之初 宋太祖趙匡胤像宋朝的開國皇帝是趙匡胤,廟號太祖。他本來是後周的殿前都點檢,由於戰功卓著,成為了後周世宗的左膀右臂。顯德六年(959年)世宗死後,7歲的恭帝繼位,趙匡胤於是有了稱帝的野心。顯德七年(960年)春節,趙匡胤的黨羽製造遼國進攻的假情報,當時的宰相范質急令趙匡胤率軍北上禦敵。正月初三,趙匡胤抵達陳橋驛,當日夜裏他酣睡之時,被手下軍隊黃袍加身,高呼萬歲,擁戴為天子。後周官僚得知後已知無力回天,只得面對現實。周恭帝被迫遜位。趙匡胤曾為歸德節度史,駐扎宋州(古宋國,今商丘一帶)地區,故定國號為宋。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與開寶二年(969年)十月,宋太祖前後兩次「杯酒釋兵權」,將手握重兵的將軍與地方官吏的武將軍權予以剝奪,委以虛職,並改以文官帶軍,將軍權與財政大權全部集中到中央。宋朝因此得以免於出現唐朝藩鎮割據的局面。但是這也導致地方資源狹少,最終讓宋朝在對外戰爭中屢屢失敗。 宋太祖所面臨的另外一項事業就是統一全國。趙匡胤在與趙普雪夜商討後,決定以先南後北為統一全國之步驟。趙匡胤首先行假途滅虢之計,滅亡了荊南和馬楚。之後又滅亡後蜀、南漢、南唐三國。太祖一心希望統一全國,還設立封樁庫來儲蓄錢財布匹,希望日後能夠從遼朝手中贖買燕雲十六州。開寶九年(976年)八月,太祖再次進行北伐。但十月十九日太祖忽然去世,其弟趙光義忙於即位,全國統一事業暫告停止。宋太祖弟趙光義即位,廟號太宗。 太宗穩固統治地位後,繼續國家統一事業,先是割據福建漳、泉兩府的陳洪進及吳越錢氏歸降,其後再滅亡北漢。太平興國四年(979年)五月,太宗不顧大臣反對,趁滅亡北漢的餘威,從太原出發進行北伐。起初一度收復易州和涿州。太宗志得意滿,下令進攻燕京。結果在高粱河遭遇慘敗。此役之後,宋朝的戰略便轉為被動。雍熙三年(986年),太宗再次北伐,結果又敗,著名的大將楊業也在此役中陣亡。之後宋朝在對黨項的戰爭中也多失敗,四川又爆發民變。太宗的施政不得不轉為重內虛外。太宗本人附庸風雅,喜好詩賦,政府也因此特別重視文化事業,宋朝重教之風因此而開。太宗還喜好書法,善草、隸、行、篆、八分、飛白六種字體,尤其是飛白體。連宋朝的貨幣淳化元寶上的字也是太宗親題。 太宗即位之事頗有疑雲,是為「燭影斧聲」事件,民間也一直傳說趙匡胤是被趙光義害死的。為確保政權的合法性,趙光義拋出其母杜太后遺命之說,即「金匱之盟」。金匱之盟起源於杜太后臨終時召趙普入宮記錄遺命,杜太后稱要趙匡胤死後先傳光義,再傳光美(後改名為廷美),再傳德昭(趙匡胤長子)。這份遺書藏於金匱之中,因此名為金匱之盟。雖然有金匱之盟的說法,但是太宗卻先後逼死太祖之子德昭和德芳,又貶黜廷美到房州,兩年後廷美就死於謫所。太宗長子元佐也因為同情廷美而被廢,另一子元僖暴死,最後襄王元侃被立為太子,改名恆。至道三年(997年),太宗駕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繼恩等企圖立元佐為帝。幸虧宰相呂端處置得當,趙恆才順利即位,廟號真宗。宋朝也開始進入全盛時期。 步入盛世 宋真宗趙恆太宗死後,真宗趙恆接替即位。真宗奉行太宗末年的黃老政治,無所作為。自從雍熙北伐之後,遼朝就經常在宋遼交界處搶劫殺掠,到景德元年(1004年)終於演變成大規模侵宋戰爭。宰相寇準力主抗戰,結果真宗親征,宋軍士氣大振,與遼軍相持在澶州城下,遼軍被迫求和。經過幾番交涉,兩國議和成功。和約主要內容是:宋每年給遼絹廿萬匹,銀十萬兩,雙方為兄弟之國。史稱該和約為「澶淵之盟」。 後來,寇準漸漸失寵,最終被罷相。真宗開始信用一佞臣王欽若。王欽若擅長逢迎,深知真宗希望營造天下太平的氛圍,於是極力鼓吹真宗封禪。王欽若本人也與另外一位宰相王旦聯手,在各地製造很多「祥瑞」之象,深得真宗之意。結果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先後三次封禪。這嚴重損耗了民力。 真宗與皇后劉氏無子。一次真宗偶爾臨幸劉氏的一名侍女李氏,結果李氏與於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產下一子(趙受益),也就是後來的仁宗。後來劉氏與另外一名嬪妃楊氏共同撫養這名孩子。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真宗正式封趙受益為太子,並改名為趙禎。乾興元年(1022年)二月廿日,真宗駕崩。太子趙禎即位,劉皇后被尊為皇太后,在仁宗成年前代理軍國大事。從此開始了劉太后十六年的垂簾聽政時代。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仁宗執政早期一直處在劉氏的陰影之下,直到劉氏死後他才得以施展抱負。仁宗皇后雖是曹氏,但他一直特別寵愛一名張貴妃。但張氏出身低賤,一直未能成為皇后。皇佑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張氏去世。仁宗竟以皇后之禮處理喪事,並追封為溫成皇后,結果出現的一生一死兩皇后,可謂曠古未見。 西夏李元昊於大慶三年(1038年)稱帝後,宋夏之間爆發了數年的戰爭,宋軍屢戰屢敗,遼趁機對宋施加壓力,導致了重熙增幣。爾後仁宗任用范仲淹、呂夷簡、富弼、包拯、韓琦等能臣推行慶曆新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在邊疆上,仁宗任用大將狄青,先後弭平了南蠻儂智高的叛亂和西夏的挑釁。國家進入建國以來最繁榮的階段。但是一些守舊派人物指稱這些改革派官吏拉幫結夥,互相吹捧,是朋黨。由於仁宗一向最厭惡結黨營私,這些官僚後來多被貶為地方官。短暫的慶曆新政就此結束。 仁宗死後,接替即位的是英宗趙曙。他是真宗之弟商王趙元份之孫。嘉佑七年(1062年)被立為皇太子。英宗多病,最初朝政都由曹太后掌管。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後,英宗才開始親政。但是英宗親政半個月後就爆發了濮議事件,這場爭論長達十八個月。時間起因是宰相韓琦提請討論關於英宗生父的名分問題。朝中因此分成兩個派別,一派認為應稱英宗生父濮王為皇伯,另外一派則認為應該稱為皇考。最終曹太后下旨,稱英宗之父為皇考。才平息了這場爭論。但總體來說,英宗還是一位有為的君主。他繼續任用前朝能臣,也大膽挖掘新人。英宗也非常重視書籍的編修,《資治通鑒》的寫作就是英宗所提出發起的。 熙寧變法與新舊黨爭 有「願為五陵輕薄兒,生當開元天寶時」之嘆的王安石英宗死後,他的長子神宗趙頊即位。神宗在位期間,宋朝初期制訂的制度已經產生諸多流弊,民生狀況開始倒退,而邊境上遼和夏又虎視眈眈。神宗因此銳意改革。神宗啟用著名改革派名臣王安石進行朝政改革,將其任命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包括均輸、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保馬、方田均稅等。但是,新法的實行遭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對新法強烈反彈。加上全國天災不斷,神宗的新法實行的決心也有所動搖。熙寧七年(1074年),北方大旱,一名名叫鄭俠的官員向神宗上呈一幅流民圖,圖中景象慘不忍睹,神宗因此受到極大震撼。第二天神宗就下令暫罷青苗、方田、免役等十八項法令。儘管這些法令不久之後得到恢復,但神宗與王安石之間已經開始不信任。熙寧七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被罷相,出知江寧府。後來變法派中的官員呂惠卿肆意妄為。王安石因此回京複職,但是他依然受到保守派的堅決阻撓。熙寧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長子去世,王安石借機堅決求退,神宗於十月再次罷免王安石的相位,此後王安石便不問世事。 儘管後人對熙寧新法的評價非常兩極,但無庸質疑,新法的推行效果遠不如王安石預想。新法的實行雖然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和耕地面積,但是卻嚴重增加了平民的負擔。熙寧新法在軍事上的改革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軍隊戰鬥力無明顯改善。加上王安石操之過急,將需要很長時間社會演進才能完成的十余項改革在短短數年內全盤推行,使變法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而且,新法實施到了後期,條文與執行效果相差越來越大,一些措施從利民變成擾民。新法執行過程中用人不當也是最後失去民心的原因,變法派中如呂惠卿、曾布、李定和蔡京等都是人品相當有爭議的人物。有的更被視為小人。對於這次改革,以「大歷史」著稱的史學家黃仁宇評論這次變法:「早我們之前九百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範圍與深度不曾在世界裏其他地方提出。但現代金融是一種無所不至的全能性組織力量,它之統治所及概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與它類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禮。」 王安石被罷後,神宗繼續改革事業,號為「元豐改制」。元豐改制雖與熙寧變法並稱為「熙豐新法」,但改革力度無法同熙寧變法相提並論。伴隨著國力的增強,神宗將焦點轉移到外患上。他決心消滅西夏。熙寧五年(1072年)五月,神宗開始西征西夏,取得了很大勝利,也大大鼓舞了神宗的信心。元豐四年(1081年)四月,西夏發生政變,神宗藉此再次征討西夏。結果卻遭到慘敗。神宗因此一病不起。元豐八年(1085年)正月初,神宗立六子趙傭為太子。而神宗頒佈的新法雖然曾短暫被其母高太后廢,但不久又陸續恢復,不少甚至沿用到南宋時期。 神宗駕崩後,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對剛即位的哲宗趙煦嚴加鉗制。高太后信用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並冷落哲宗,結果引發嚴重的新舊黨爭,是為元祐黨爭。哲宗親政後,貶斥舊黨,信用新黨,變法事業因此得到了持續。 靖康之變 宋徽宗,是一位頗負才華的藝術家,卻也是亡國之君。主條目:靖康之變 哲宗沒有留下子嗣,死後由他弟弟趙佶即位,是為宋徽宗。徽宗專好享樂,對朝政毫無興趣。徽宗自幼愛好筆墨、丹青、騎馬等。趙佶的生活糜爛,喜好逛青樓。還大興土木,聽信道士所言,在開封東北角修建萬歲山,後改名為艮岳。艮岳方圓十餘裏,其中有芙蓉池、慈溪等勝地。裏面亭臺樓閣、飛禽走獸應有盡有。徽宗還在蘇州設立應奉局,專門在東南搜刮奇石,是為花石綱,引得民怨沸騰。 徽宗不理朝政,政務都交給以蔡京為首的六賊。蔡京以恢復新法為名大興黨禁,排斥異己。蔡京即位次日,就下達了一個禁止元祐法的詔書。此即謂元祐奸黨案。正直的大臣因此全被排斥出政治中心。徽宗本人好大喜功,當他看到遼國被金國進攻後,便於重和元年(1118年)春,派遣使節馬政自登州渡海至金。雙方商議兩國共同攻遼,北宋負責攻打遼的南京和西京。滅遼後,燕雲之地歸宋,過去宋朝給遼國的歲幣改繳金國。此即為海上之盟。但宋朝軍隊卻被打得大敗。最後金兵掠去燕京的人口,並克扣營、平、灤三州。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分兩路南下攻宋。趙佶嚇得立刻傳位其子欽宗趙桓。欽宗患得患失,在戰和之間舉棋不定。後來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啟用李綱來保衛東京。雖然一度取得了勝利,但是金朝並未死心,二度南下。靖康元年(1126年)九月,太原淪陷。十一月,開封外城淪陷,金軍逼迫欽宗前去議和。閏十一月卅日,欽宗被迫前去金營議和,三日後返回。金人要求索要大量金銀。欽宗因此大肆搜刮開封城內財物。開封城被金軍圍困,城內疫病流行,餓死病死者不在少數。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六日,徽、欽二帝被廢,貶為庶人。七日,徽宗被迫前往金營。金朝另立張邦昌,建立一個名為「大楚」的傀儡政權。徽欽二宗被金人掠到五國城,史稱靖康之變或靖康之禍。徽宗被封為昏德公,欽宗被封為重昏候。最後兩人客死異鄉五國城。 儘管徽宗在朝政上毫無建樹,但無庸質疑,他在書畫上的造詣無與倫比。徽宗的書法和繪畫都在中國藝術史上有重要地位。徽宗獨創瘦金體,並重視書畫事業。翰林書畫院的地位大幅提高,著名畫家,清明上河圖的作者張擇端就是其提拔。就連其子趙構也受到薰陶,成為傑出書法家。 南宋歷史(1127-1279) 主條目:南宋 建炎南渡 杭州岳王廟內岳飛雕像金朝在靖康之難中俘虜了眾多的宋朝宗室,康王趙構算是其中的一位漏網之魚。靖康二年(1127年),趙構從今天的河北南下到陪都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為南宋高宗,改元建炎。之後,趙構一路從淮河、長江,到杭州恢復宋朝,升杭州為臨安府。紹興元年(1131年)正式定都臨安,名為「行在」(陪都),實為首都。金朝也一路南撲,直逼臨安,高宗無路可逃,只得入海逃避,在溫州沿海漂泊了四個月之久。由於南方天候潮濕河道縱橫,加上南宋軍民的英勇抗戰,金主帥完顏兀朮決定撤兵北上。在北撤到鎮江時,被宋將韓世忠斷掉後路,結果被逼入黃天蕩。宋軍以八千人之兵力圍困金兵十萬,雙方相持四十八日,最後金軍用火攻才打開缺口,得以撤退,金軍又在建康被岳飛打敗,從此再不敢渡江。 在南宋「中興四將」中,最著名的就是岳飛。他通過北伐奪取了金朝扶植的偽齊政權控制的土地。但宋高宗趙構為了迎回自己的生母韋氏[3]一心議和,和岳飛的北伐意向相左,為岳飛之後被殺埋下伏筆。紹興十年(1140年)五月,金人再度撕毀和議南侵,由於宋朝軍民抗戰英勇,金軍在川陝、兩淮的進攻皆告失敗。七月,金將兀朮轉攻郾城,被岳飛打敗,轉攻穎昌,又敗。岳家軍乘勝追擊,一直打到距開封僅四十五里的朱仙鎮,兀朮逃出開封。北方義軍也紛紛響應岳飛。以至於金人歎「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但此時高宗連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飛班師,北伐之功毀於一旦。紹興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與金於書面達成《紹興和議》,兩國以淮水—大散關為界。宋割讓從前被岳飛收復的唐州、鄧州以及商州、秦州的大半,每年向金進貢銀廿五萬兩,絹廿五萬匹。十二月末除夕夜(儒略歷1142年1月27日),趙構和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岳飛與其子岳雲、部將張憲於臨安(今杭州)[4]。《紹興和議》立刻實現,宋高宗生父徽宗的靈柩和生母韋氏本人被送回南宋[5]。 高宗任用秦檜為相。秦檜在靖康年間曾主張抗金,後被金人掠去。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秦檜南返,由於他奉行投降政策,與高宗之意甚合。秦檜歸朝僅三月就成為副宰相,八月後又成為右丞相。由於秦檜大力提倡的「南自南,北自北」[6]當時尚與高宗的想法相左[7],一年後就被高宗罷免。罷相後的秦檜韜光養晦,侍機而動。紹興八年(1138年)五月,高宗又任命秦檜為右丞相。秦檜上臺後,迫害與自己意見不同的官員,聯姻外戚,結交內臣。高宗對於秦檜的行為也只是默許。後期由於秦檜權勢太大,引來高宗的警覺。例如高宗親下命令,使秦檜的孫兒失去狀元。秦檜的權勢日漸下降。紹興廿五年(1155年),秦檜病重,他又策劃讓其子接替相位,被高宗否決,不久就一命嗚呼。 秦檜死後,高宗一方面打擊其餘黨,一方面重用投降派官員。高宗沒有生育能力,因此他從太祖的兩名後裔趙瑗和趙璩中選擇繼承人。最後趙瑗勝出。紹興卅二年(1162年),趙瑗被立為太子,並改名趙昚。紹興卅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顏亮南侵,被虞允文在採石之戰中擊退。此事讓高宗萌生退意。紹興卅二年六月,五十六歲的高宗下詔退位,太子趙慎即位,是為孝宗。他自己則稱太上皇,居德壽宮,高宗成為太上皇後,縱情享樂,花費巨大。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八日,高宗逝世。 偏安江南 孝宗即位後,改革朝政,力圖恢復,宋朝相對進入到一個興盛時期,孝宗平反岳飛冤獄,起用主戰派人士,銳意收復中原。隆興元年(1163年)四月,孝宗令李顯忠、邵宏淵等出兵北伐。北伐雖然一度勝利,但由於各路將領不和加上輕敵思想,北伐歷時僅廿日就告失敗。之後,孝宗不得已與金和談,隆興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正式簽定和議,史稱隆興和議。但孝宗仍然念念不忘恢復中原,繼續整頓軍備。不過由於虞允文等一批主戰派將領的辭世,最後北伐事業不了了之。在內政上,孝宗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污,加強集權,重視農業生產。總體說來,宋朝的內政形勢有所改觀。高宗死後,孝宗對政治日益冷感,最後決定讓位於其子趙惇,也就是光宗。然光宗即位不久就患了精神疾病,加上他對自己非常不孝,讓孝宗十分傷感。紹熙五年(1194年)七月,孝宗去世。 光宗性好猜忌,非常不信任其父孝宗的週遭大臣,因此他即位兩年後就日漸瘋癲。紹熙五年七月,孝宗病死後,光宗依然不服喪。臨安城內混亂不堪,局勢不穩。宗室趙汝愚和趙彥逾便開始秘密策劃立新君。最後,太皇太后下詔,光宗被奉為太上皇。他的兒子趙擴即位,是為寧宗,改元慶元(1195年)。六年後,光宗去世。史載寧宗「不慧」,智商低下。寧宗一朝都被兩名權臣——韓侂冑和史彌遠操控。儘管寧宗智商低下,但總體而言尚算一名忠厚之主。 內憂外患 寧宗初期,趙汝愚任宰相。趙汝愚本人政治操守良好。但由於皇室任職宰相本就不合禮法,加上韓侂冑煽風點火,最後他被罷去相位。但是,民間依然十分懷念他,臨安城門上每天都有悼念的詩文。韓侂冑為了徹底清除趙汝愚的影響與排斥異己,假借學術之名,製造慶元黨禁。將理學稱為「偽學」,而朝中信仰理學的大臣又多反對韓侂冑。韓侂冑藉此將信仰理學的士大夫全部趕出政府。 慶元六年(1200年),韓侂冑見理學已構不成威脅,便解除黨禁。但是,黨禁不得人心,為了籠絡士人,韓侂冑又借北伐的名義蠱惑人心。開禧二年(1206年),韓侂冑貿然進行北伐,結果很快就遭到了失敗。北伐的失敗讓韓侂冑成為眾矢之的。他的政敵史彌遠藉此與主和派和韓的反對派集結成聯盟。而金人又以殺韓侂冑作為和談條件之一。開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史彌遠等偽造密旨,將韓侂冑殺死。從此之後開始了史彌遠專政時期。史彌遠與楊皇后勾結,大權獨攬。 寧宗本有八子,但都夭折了。於是他立沂王的兒子趙竑為太子。趙竑對史彌遠的專政非常不滿。因此史彌遠廢趙竑太子之位,改立趙昀為皇位繼承人。嘉定十七年(1224年)閏八月三日,寧宗去世。趙昀接替即位,是為理宗。但是,史彌遠繼續其的專政,而趙昀也奉行韜光養晦的策略。 紹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彌遠去世。理宗終於擺脫了史彌遠的陰影。次年,理宗改元端平,實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稱「端平更化」。理宗將史彌遠舊黨盡數罷斥,朝政一度得到了改觀。同時在北方,金朝正面臨蒙古的步步緊逼,面臨亡國。朝中的對外政策也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應該聯蒙抗金;另一派認為應該銘記唇亡齒寒之道理以及海上之盟的教訓,援助金朝,讓金成為宋的藩屏。 紹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使來商議宋蒙合作夾擊金朝,由於當時金國主力已在「三峰山之戰」被蒙古軍殲滅,金國已是亡國之態,宋廷當朝大臣大多贊同聯蒙滅金,只有趙範反對。理宗答應了蒙古的要求,蒙古也允諾滅金之後將河南還給宋朝。但是這只是口頭協定,沒有留下書面協定,因此埋下了後患。金哀宗得知後,也派使節來宋朝陳述利害,希望聯合抗蒙,但被理宗拒絕。理宗任命史嵩之主管滅金事宜。 紹定六年(1233年),宋軍攻克鄧州。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蔡州被攻克,金哀宗自縊,金朝滅亡。宋將孟珙將金哀宗遺骨帶回臨安。理宗將金哀宗遺骨供奉於太廟,以告慰徽、欽二宗在天之靈。 宋朝疆域與政區 政和元年宋遼夏對峙圖宋因五代之舊,建都開封,結束了自安史之亂以來的分裂局面。宋朝與遼國的疆界長期穩定在雁門山-大茂山-白溝一線。由於失去燕雲十六州的屏障,朝廷只能在邊界上廣植柳樹。在與西夏的作戰方面,宋神宗力圖開擴疆土,取得了綏、熙、河、洮、岷、蘭等州。哲宗時又進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與貴德一帶的土地。宣和三年(1121年)西安州、懷德軍又被西夏所取。建炎南渡之後,宋朝領土僅限於秦嶺淮河以南、岷山以東地區。宋朝也在與大理交界處設立了黎、敘、瀘、黔、邕等州。 宋朝汲取了唐朝藩鎮割據的教訓,一級行政區劃改為「路」。至道三年(997年)始定為十五路,包括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荊湖南、荊湖北、兩浙、福建、西川、峽、廣南東、廣南西五路。咸平四年(1001年)分西川為利州、益州二路,分峽路為夔州、梓州二路。天禧四年(1020年)分江南路為江南東、西二路。熙寧五年(1072年)分京西路為南北二路,分淮南路為東西二路,分陝西為永興軍、秦鳳二路。之後又將河北路分為東西二路,分京東為京東東、京東西二路。崇寧五年(1106年)又將開封府升為京畿路。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盟約,約定滅遼後宋得燕山府路和雲中府路。結果後來並未設置。建炎南渡後,宋朝設立兩浙東、兩浙西、江南東、江南西、淮南東、淮南西、荊湖南、荊湖北、京西南、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福建、廣南東、廣南西十六路。宋朝的行政區劃設置與地方政治制度可謂重內輕外,中央高度集權。雖然避免了藩鎮割據的局面,但導致地方防務貧弱,也讓終宋一代外患不止。 宋朝人口 紹興十一年宋金夏對峙圖宋初年僅有戶650萬左右。據《元豐九域志》記載,元豐(1078年—1085年)年間,全國有戶1,600萬。據《宋史•地理志》記載,崇寧元年(1102年)全國有戶2,000萬(實際各路相加為1,730萬)。而根據今人研究,認為宋大觀三年戶數達2,088萬,人口約11,275萬。女真南侵後,中國再次出現了北方人口大量南徙的現象。這次南遷有兩波。第一個高潮是從「靖康之難」到《紹興和議》;第二個高峰則是在金主亮南侵期間。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根據估計,南宋在人口峰值階段,全國人口達到8,500萬。若以紹興卅二年(1162年)與崇寧元年比較,兩浙路戶口增加26萬戶、江南西路增加42萬戶、福建路增加33萬戶、潼川府路增加24萬戶,夔州府路增加14萬戶。宋朝的城市人口大量增加,10萬戶以上的城市有50個,其中臨安人口過120萬,開封人口過100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城市。 在人口分佈上。北方各路中以京畿路人口最集中,元豐期間有戶23萬,崇寧時有26萬。而永興軍路則有戶100萬。以長安為中心的京兆府也有戶23萬。這兩路人口集中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宋朝對西夏的抗戰中這些地方處於前線有關。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兩浙、江南東西、福建四路。這四路人口達到571萬,占南方人口的一半。其中兩浙路最多,達到197萬。江南西路戶口則有166萬、江南東路則有101萬。福建路有106萬。淮南東西路共計達到130萬。川峽四路總計有200萬戶、荊湖南北路總計有140—150萬戶,廣南東西路僅80余萬戶,京西南路有40萬戶。(以上數字均為崇寧年間統計) 政治軍事賦役制度 一艘宋朝的戰船,圖片來自武經總要。宋朝的政治體制大體沿襲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長官擔任,而是另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又增設參知政事為副相,通稱執政,與宰相合稱「宰執」。宋朝的相權大幅萎縮,僅負責行政職能。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合稱二府,掌文武大權。又設鹽鐵、戶部、度支三司,主管財政大權,號稱計省。這樣三司、宰執、樞密使三權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權。宋朝還在御史台之外增設諫院和置諫官,這些都是監察機構,負責彈劾等事宜。 北宋建國之初,為了避免「五代十國」時「藩鎮割據,內亂不止」的情形重演,宋太祖決定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將領剝奪權利。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點檢這個重要的禁軍職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武官的軍權,禁軍的領導機構改為殿前司和侍衛司,分別由殿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和馬軍都指揮使(三帥)統領。但是,三帥無發兵之權。宋朝在中央設立樞密院來負責軍務。樞密院直接對皇帝負責,其他任何官員都不得過問。而樞密院雖能發兵,卻不能直接統軍,這樣就導致了統兵權與調兵權的分離。同時,宋朝經常更換統兵將領,以防止軍隊中出現個人勢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謂「強幹弱枝」「守內虛外」。宋朝的軍隊分為四種,即禁軍、廂軍、鄉兵、藩兵。禁軍是中央軍,也是宋朝軍隊的主力。廂軍是各州的鎮兵,由地方長官控制。鄉兵則是按機關抽調的壯丁。藩兵是防守在邊境的非漢民族軍隊。 北宋中期以後對遼、西夏等國的戰爭,使得軍事費用增加,對統兵將帥限制太多「權任輕而法制密」,將不專兵,動相牽掣,「元戎不知其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讓自任。」[10]和軍紀不明使宋軍嚴重缺乏訓練,終日「遊戲於廛市間,以鬻巧誘畫為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11]「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12]。 宋代的農材賦役制度,大致延續唐末的兩稅法,但增加了丁稅。而差役則甚為繁重造成人民負擔,因此王安石變法時有免役法的推行。 宋朝經濟 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南宋時期對南方的開發,促成江南地區成為經濟文化中心。 農業 宋代大興水利,大面積開荒,又注重農具改進,農業發展迅速。許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現,例如梯田(在山區出現)、淤田(利用河水沖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邊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鋪泥成地)等。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積。至道二年(996年),全國耕地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兩百餘頃。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萬七千五百餘頃。各種新的農具在宋朝出現,例如新式水車龍骨翻車和筒車。代替牛耕的踏犁,用於插秧的鞅馬。新工具的出現也讓農作物產量大幅成長。一般農田每年可畝收一石,江浙地區一年可達到二至三石。北宋時宋真宗從占城引進耐旱、早熟的稻種,分給江淮兩浙,就是後來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黃秈米[13]。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農業發展迅速。一些北方農作物粟、麥、黍、豆來到南方。棉花盛行種植於閩、廣地區。茶葉遍及今蘇、浙、皖、閩、贛、鄂、湘、川等地。種桑養蠶和麻的地區也在增加。南宋時太湖地區稻米產量居全國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蘇州)為代表,有「蘇湖熟,天下足」(指蘇州和湖州)或「蘇常熟,天下足」(指蘇州和常州)之稱。甘蔗種植遍佈蘇、浙、閩、廣、等省[14],糖已經成廣泛使用的食品,出現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製糖術的專著:王灼著《糖霜譜》[15]。 手工業 宋朝哥窯——米色釉貫耳瓶北宋的主要礦產包括金、銀、銅、鐵、鉛、錫、煤等。北宋時期金屬礦藏達到兩百七十餘處,較唐朝增加一百餘處。仁宗時期,每年得金一萬五千多兩、銀廿一萬九千多兩、銅五百多萬斤、鐵七百廿四萬斤,鉛九萬多斤、錫卅三萬斤。 宋朝的絲、麻、毛紡織業都非常發達。西北地方流行毛織業,四川、山西、廣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織業非常發達。到了南宋時期,廣東雷州半島地區和廣西南部成為棉紡織業的中心。兩浙和川蜀地區絲織業最發達。宋朝政府還在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設立織錦院,也就是官辦的絲織作坊。而相關的印染業也因此發達起來。 宋朝官窯、民窯遍佈全國。時有河北曲陽定窯、河南汝州汝窯、禹縣鈞窯、開封官窯、浙江龍泉哥第窯、江西景德鎮景德窯、福建建陽建窯等七大名瓷窯,和分佈在各地的許多大小瓷窯,所產宋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如日本、高麗、南洋、印度、中西亞等地區。 宋朝時期,主要的造紙材料包括絲、竹、藤、麻、麥桿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紙產地。四川的布頭箋、冷金箋、麻紙、竹紙,安徽的凝霜、澄心紙、粟紙,浙江的藤紙等都聞名於世。甚至還有紙被、紙衣、紙甲等。紙張的大量生產與活字印刷術為印刷業的繁榮提供了基礎。宋朝的印刷業分三大系統,官刻系統的國子監所刻的書被稱為監本,而民間書坊所刻的書被稱為坊本,士紳家庭自己刻印的書籍屬於私刻系統。東京、臨安、眉山、建陽、廣都等都是當時的印刷業中心。當時坊刻書中以浙江最好,稱浙本,四川次之,稱蜀本。福建的刻書以量取勝,稱建本,其中尤以建陽麻沙鎮最多,世稱麻沙本。社會上流行刻書的風氣。其中以臨安國子監所刻的書品質最好。宋朝的刻書以紙墨精良、版式疏朗、字體圓潤、做工考究、傳世稀少、價值連城而聞名於後世。 宋朝造船技術水準是當時世界之冠。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兩艘萬料(約600噸)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個隔水倉,一兩個隔水倉漏水,船也不會沉。隔水倉技術,經馬可·波羅介紹,傳入歐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廠分佈在江西、浙江、湖南、陝西等地區。虔州、吉州、溫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時期,全國每年造船達到三千三百餘艘。到了南宋,由於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貿易日益發達,造船業發展更快。臨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寧府,今南京)、平江府(蘇州)、揚州、湖州、泉州、廣州、潭州、衡州等成為新的造船中心。廣州製造的大型海舶木蘭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仗,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南宋時代還出現了車船、飛虎戰船等新式戰艦。 金融商業 宋朝商業繁盛,通行的貨幣有銅錢、白銀。太宗時期,每年鑄幣八十萬貫。到神宗熙寧六年,已達六百餘萬貫。由於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銅錢、白銀外流,造成硬通貨短缺。真宗時期,成都十六家富戶主持印造一種紙幣,代替鐵錢在四川使用,是為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仁宗後改歸官辦,並定期限額發行。徽宗時期,改交子名為錢引,並擴大流通領域。南宋於1160年(高宗紹興三十年)改為官辦「會子」,會子主要有東南會子(也叫行在會子),湖北會子和兩淮會子。但是為防止銅錢北流,宋朝政府規定在與金交界處仍然只能使用鐵錢。與交子不同,會子是以銅錢為本位的,面值有一貫(一千文)、兩貫和三貫三種,後增印兩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額鈔票。乾道五年定為三年一界,每界發行一千萬貫,以舊換新。熙寧10年(1077年)的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農業的兩稅為2162萬貫,占30% ;工商稅為4911萬貫,占70%。工商稅收入構成國家財政收入的主體。 會子危機 會子第一界會子的發行額僅三百萬貫。到乾道四年僅七年的時間,發行額增加到七百萬貫。之後固定在一千萬貫。儘管會子的加印與隆興北伐有關,但是由於作為本位的金屬貨幣沒有相應追加,幣值增長指數已經達到300%以上。到理宗淳佑六年,會子發行額增加六十五倍。會子雖與銅錢可自由兌換,但由於會子不斷貶值,兩者匯率也急遽走低。寧宗宣佈十一、十二、十三界會子同時流通後,會子之多猶如決堤之水,物價飛漲猶如脫韁野馬,出現了會子擠兌銅錢的現象。嘉定二年,會子換界。政府規定新舊會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兌換,同時嚴禁不按比例兌換會子,否則抄家,並鼓勵打小報告互相揭發。這無異於宣佈會子已經信用破產。但是這依然沒能阻止拒收會子的風潮,會子也進一步貶值。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社會無論中下層都損失慘重。迫不得已,政府發還抄沒的家產,並籌措一千四百萬貫來回收舊會子。嘉定五年後危機才漸漸平息。從此之後,會子換界已無法正常進行。政府一旦發生財政危機,就會以濫印鈔票飲鳩止渴。理宗親政後,由於十六及十七界會子數量巨大,險些再度造成通貨膨脹。端平入洛之後,會子與銅錢的匯率從端平初年暴跌廿五個百分點。十八界會子發行量更加大。米價漲到每鬥三貫四百文,是孝宗年間的十一倍。淳佑七年,理宗頒詔,十七、十八界會子永遠使用。希望藉此來抑制物價上漲。但是兩百文的十八界會子卻連一雙草鞋都買不到,會子已與廢紙無異。景定五年,賈似道規定十七界會子須在一月之內全部換成十八界會子,並將會子改為「金銀見錢關子」,宣佈關子與會子的兌換比例為一比三。結果通貨膨脹更惡性發作。 海外貿易 圖中描繪一艘宋朝的戎克船。由於西夏阻隔了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唐朝時期全國僅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宋朝先後在廣州、臨安府(杭州)、慶元府(明州,今寧波)、泉州、密州板橋鎮(今膠州營海鎮)、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江府、平江府(蘇州)、溫州、江陰軍(今江陰)、嘉興府(秀州)澉浦鎮(今海鹽)和嘉興府(秀州)上海鎮(今上海市區)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16]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朝海外貿易分官府經營和私商經營兩種方式,其中民營外貿又占大宗。元豐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立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還專門制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現在廣州和泉州城內仍然有許多藩客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裏、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裏、斯伽裏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17]。宋朝出口貨物包括絲綢、瓷器、糖、紡織品、茶葉、五金。進口貨物包括象牙、珊瑚、瑪瑙、珍珠、乳香、沒藥、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幾百種商品。[18]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稅收,從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治平( 1064年—1067年)63萬貫, 到了南宋紹興( 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對宋代的繁榮起重要作用。 南宋時期,宋朝在與金和大理的交界處設立榷場來互通有無。宋朝出口藥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進口北珠、人參、毛皮、馬匹等貨物。民間也有大量的走私貿易。由於宋朝銅錢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而當時的朝鮮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貨,改用宋錢。 宋朝文化 宋太祖曾要求其子孫永遠不得殺害文人,文人在宋朝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重文輕武的風氣在宋朝達到了極致,「好男不當兵」「學而優則仕」等俗諺都是出在宋朝。在理學的興起、宗教勢力退潮、言論控制降低、市民文化興起、商品經濟繁榮與印刷術的發明等一系列背景下,宋朝優秀文人輩出,知識份子自覺意識空前覺醒。其後中國由於蒙古的入侵並對文人採取敵視政策,加上明清的八股文與文字獄嚴重壓制學人思想自由發揮,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象宋朝一樣興盛的文化景象。 宋學 朱熹像。在近代學人眼中,朱熹始終是譽毀參半。儒學在宋朝得到的空前的復興,其與佛、道思想相結合,誕生了新的儒學思想—理學。理學以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為主要內容,代表人物包括「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和陸九淵。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認為:「理」和「氣」是並存的,密不可分,但有先後之分。理是萬物之源。「天理」與「人欲」是對立的兩方,人欲是一切罪惡之根源,應當去人欲、存天理。經過二程與朱熹的發展,理學發展成為一套完整的哲學體系,成為南宋之後長期的官方哲學。之後,陸九淵又認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也」。人們應當去人欲,存本心,到達清明寡欲的境界,陸九淵之思想經過之後明朝大儒王守仁的繼承發展,成為新的哲學體系—心學,在明朝中葉以後佔據了主導地位。除了理學與心學之外,宋朝晚期還出現了第三種學術勢力—浙東事功學派,其由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和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所組成。 史學 與前代相比,宋朝的史學特別發達。歷史學家陳寅恪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宋賢史學,古今罕匹」。宋朝有多個官方修史機構,如起居院、日曆所、實錄院、國史院、會要所等。最著名的史學著作當屬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的編寫過程長達十九年(加上《通志》超過二十年),共二百九十四卷,敍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西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年)。採用編年體方法書寫,為後人提供了一本系統廣博的史書。隨後,另一史學家袁樞又對《資治通鑒》進行全面的整理,寫成《通鑒紀事本末》,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朱熹也作了一部《通鑒綱目》,共五十九卷,可謂《資治通鑒》的簡略版。史學家鄭憔寫成《通志》,與唐杜佑《通典》、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合稱「三通」。 此外重要的史學著作還有廿四史中薛居正等奉旨編修的《舊五代史》和歐陽修私撰的《新五代史》。以及王溥私撰的《唐會要》和《五代會要》。著名的地方誌有《太平寰宇記》、范成大《吳郡志》、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等。由於金石學和考古學快速興起,也有一些相關史書誕生,如歐陽修的《集古錄》、吳大臨《考古圖》、趙明誠《金石錄》等。 此外宋代編修了不少與史學相關的類書,著名的「四大書」:《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 文學 恣意汪洋的蘇軾宋朝文學事業發達,詩、詞、散文都有偉大成就。讓宋朝散文走向興盛並承接古文運動的大師是歐陽修。歐陽修的散文主旨明確、內容充實、平易自然,為宋朝散文的風格奠定基調。三蘇之中,蘇洵的文章以議論見長,文風雄奇勁簡。蘇軾的文章灑脫自然,清新豪放之中又帶些憂鬱,前後《赤壁賦》等文章確定了他在文壇上不可撼動的地位。他的弟子也頗有出息,陳師道、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和李膺號稱「蘇門六君子」。南宋時期,蘇軾的散文甚至成為科舉考試的範文,時人言:「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而蘇轍的文章疏於敍事而長於議論。曾鞏忠實的追隨歐陽修的風格,以記敍文和議論文為主。文風自然純樸,少有華麗辭藻。王安石也以議論文為長,風格雄健自然。但是到了南渡之後,宋朝的散文就開始衰落了,其後的文人都無法同北宋六家相比。 宋詩雖不及唐朝,但遠在明清之上。與散文相同,歐陽修也開創了宋朝的詩風,中國詩歌史上第一部詩話《六一詩話》就是其所著。王安石詩風工練,比歐陽修更講究修辭技巧與典故運用。蘇軾的詩變化多端,雄放灑脫。其吸收了前朝所有詩人的手法,並長於各種詩體,尤其是古體與七言近體,可謂別開生面,奔放靈動,成為宋詩一代大宗。黃庭堅雖出於蘇門,但卻開創了江西詩派,他的詩歌模仿杜甫,講究煉字煆句,顯得耐人尋味。之後又有「南宋四大家」,即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和尤褒,也堪與北宋三家相比。楊萬里的詩歌清新活潑,以天然風景為主;范成大的詩歌關心民生,詩風清麗秀婉;陸游的詩以愛國著稱,他的詩對偶工整,後人言「好對偶被放翁用盡」[19]。 詞是曲子詞的簡稱,也稱長短句。根據《全宋詞》的記錄,宋朝詞人達到一千三百卅家,作品及殘篇總計達到兩萬零四百多首。詞是宋朝文學的標誌性體裁。晏殊被稱為宋朝詞家初祖,其詞和婉明麗。歐陽修的詞也富於花間派之風格。柳永在宋詞發展史上具有轉折性的作用,他的慢詞令人耳目一新,確定了長調的地位,充實了詞的形式,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作品廣為大眾喜愛以至於當時人言「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其後,蘇軾又對宋詞進行了徹底的革新,他創立了豪放派,擴大了詞的選材範圍,為後來的南宋愛國詞奠定了基礎。周邦彥是格律派的始祖,其後的女詞人李清照也屬此列。在靖康之難後,憂患意識使得豪放派佔據了詞的統治地位。其中以辛棄疾為大成。 此外,宋代「講話」(評書)非常流行,講話的內容就是話本。最著名的話本有《三國志平話》、《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宋宣和遺事》等;一些明清白話小說也是根據宋朝的話本改編。 科技 主條目:宋朝科技 楊輝所繪之《古法七乘方圖》,描述二項式係數在三角形中的幾何排列著名科學技術史學者李約瑟認為,對科技史來講,唐朝不如宋朝有意義。宋朝也著實是中國歷史上科技進步最快的時代,所謂的四大發明之中有三個都誕生於宋朝。不過,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一書中指出,由於宋朝的經濟未能在改革社會上發揮作用,導致科學技術無法系統的演進。慶歷年間,布衣畢昇在雕版印刷術的基礎上發明瞭活字印刷術。這種印刷術成本較低,省功省力,快速就得到了推廣。不久就傳入日本、朝鮮、越南等國。指南針的系統應用也是在宋朝,特別是用於航海導航「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20]。指南針的使用方法在當時據記載有四種:一是水浮法,即將指南針放到盛水的容器中指示方向;二是置指爪法,即將指南針放到針尖上指示方向;三是置碗唇法,即將指南針放在碗邊上指示方向;四是縷懸法,既將指南針用線騰空指示方向。後來第一種方法演化成水羅盤,第二種演化為旱羅盤,而第三、四種由於精密度低而被淘汰。火藥發明於唐末。北宋初年,曾用以製作火箭、火球等。後來又出現了帶爆炸性的霹靂炮。南宋時期更出現了鐵火炮、突火槍、火銃等新式武器。這些武器威力巨大,被廣泛使用在對蒙戰爭中。《武經總要》是仁宗時期官方編修的一部詳細的軍事理論與軍事技術的巨著,其中就有大量的火器介紹與火藥的配製方法。後來在蒙古西征時,火藥又被傳到西方。 傳統數學在宋朝取得了很大成就與進步,賈憲、秦九韶和楊輝都是出眾的數學家。著名的成果有「楊輝三角形」等,數學著作則有《數書九章》和《楊輝演算法》。宋朝的曆法一共更改了十九次,是中國歷史上曆法改革非常頻繁的時代。在神宗之前,使用的是楚衍所編制的崇天曆。神宗到徽宗期間,改採以姚舜輔編制的紀元曆。南宋的曆法是以楊忠輔編制的統天曆為主。它定一回歸年的長度為365.2425日,比實際週期僅差廿六秒。與目前所用的西曆格裏曆完全一致。但比格裏曆要早四百年。在天文儀器上,燕肅在天聖八年(1030年)發明的蓮花漏首次使用了漫流系統,記時的精準性因此獲得了大幅度的提高。蘇頌在元祐七年研製成功的水運儀象台實現了渾儀、渾象和報時的三位一體,並且具有了近世天文臺的開啟式圓頂等工具。景德三年(1006年)對豺狼座超新星的觀察記錄和至和元年的天關客星觀察記錄是寶貴的天文資料。宋朝政府對醫藥學非常重視,設有太醫局與翰林醫官院,官修醫方有《太平聖惠方》等,官修本草有《開寶本草》等。中醫的分科由唐朝的四科增加到九科,婦科與兒科在宋朝正式成形。針灸學、解剖學與法醫學進步尤大,最著名的法醫著作是宋慈所著的《洗冤集錄》。宋朝最重要的科技著作是沈括所著的《夢溪筆談》。夢溪筆談共計達卅卷,六百零九條,全面總結當時宋朝的科技成就。在建築學方面,李誡所著的《營造法式》是中國第一部建築學專著,對後世中國建築設計,影響深遠。 教育 宋朝政府對文人之待遇在中國史上屬於最高水準,由於宋代非常重視考生質素,教育事業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援。宋仁宗時,下詔州、縣辦學,進一步完善科舉制度。宋代官學,規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設立國子監、太學、武學、律學及四門學和廣文館。中央各部門也設立書學、算學、畫學、醫學。地方上,設立州縣兩級學校,並在路設立學官。教師先由地方選聘,後改聘進士或國子監、太學畢業學生,教材有國家統一頒佈,多以五經為主。 宋神宗時期,王安石制訂太學三舍法 (內舍、外舍、上舍)。學校會於每年按成績升舍,在上舍成績優秀時,可免州試和禮部考試,並特賜及第。 有宋一代,各地書院式私學盛行,主要由於自唐朝以來,印刷業發達,書籍增多,民間可掌握的教育資料也開始增加,又因五代時戰亂四起,教育中斷,想學習的人一般都集中在有學識的學者的周圍,既而形成書院。宋朝時,官方為了對私人辦學進行管理,對私學「賜匾」、「賜書」、「賜學田」,給予承認,於是書院形成了以私學,半官辦,官辦私學等多種方式。另外由於當時有學識有威望的學者,比如朱熹、陸九淵都喜歡在書院講學,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書院式私學的威望。著名書院有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岳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和茅山書院。南宋時期,書院規模擴大,學生增多,逐步在社會上形成另一種辦學和上學的風氣。書院也從最初的教學場所變為兼顧研究的學術機構。宋朝政府還於宋仁宗慶歷四年(1044年)、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至元豐元年(1078年)、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三次進行興學運動,以改革教育制度,提高人文品質,這三次運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宋代改良科舉制度也促成教育的發展,新的措施包括殿試的設立,防弊措施的增加,放寬應考條件,並增加了取士數量等等。宋代的科考分為三級:解試(州試)、省試(由禮部舉行)和殿試。解試由各地方進行,通過的舉人可以進京參加省試。省試在貢院內進行,連考三天。通過者在宮內由皇帝主持殿試,在宋代凡於殿試中進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經吏部選試。南、北宋三百二十年,總共開科一百一十八次。取進士二萬人以上。 書畫藝術 徽宗繪芙蓉錦雞圖宋朝是中國書畫藝術的頂峰期,宋朝皇帝特別重視書畫事業,在宮廷設立了翰林畫藝局,翰林圖畫院與畫學。宋畫主要可分為山水畫、人物畫、花鳥畫三大分類。山水畫家中以米芾米友仁父子最為卓越,他們成功的將文人畫與山水畫風格相融合,後人難以企及。其他山水畫名家還有北宋的范寬、郭熙以及號稱為「南宋四家」的李唐、劉松年、馬遠和夏圭等。文人畫與花鳥畫互相融合,讓宋朝花鳥畫顯得格外清麗脫俗。徽宗時期,院體畫中的花鳥畫大盛,徽宗本人就是個花鳥畫大家。宋朝人物畫的宗師是李公麟,他繪畫體裁廣泛,無所不工無所不能。以建築物比例構圖的界畫在宋朝勃興,郭忠恕和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作者)是其代表。南渡以後,歷史人物題材畫開始興起。 宋朝書法也跳脫了唐朝的風格而開創新局。蘇軾提出了「我書意造」的口號,他的筆法內緊外松,險竣多變。蘇(蘇軾)、黃(黃庭堅)、米(米芾)、蔡(蔡襄,一說為蔡京)為宋朝書法四大家。此外宋徽宗亦擅長書法,其特殊的書法風格被稱作瘦金體。 宗教 與唐朝相比,宋朝宗教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略有下降,宗教也更加世俗化與漢化。宋朝管理佛教事務的中央機構是左右街僧錄事,隸屬於鴻臚寺。各州府或大剎設僧政司,管理一境或一寺事務。宋朝沿用唐朝的度牒制度,度牒相當於出家許可證,沒有度牒就屬於不合法的「私度」。度牒制度原本是為了控制僧尼人數,限制寺院的規模。但是自神宗朝起,為解決財政短缺,政府開始將度牒貨幣化,度牒淪為國家的斂財手段。其後度牒買賣始終參與國家財政運轉,徽宗時期和紹興年間尤為嚴重。 宋朝佛教宗派以禪宗和淨土宗最為興盛。而禪宗之中又以臨濟、雲門二宗最為繁茂。淨土宗相對禪宗而言更為俗化。原先艱深的理論被闡釋的更加簡單化與口號化。與佛教相比,道教在宋朝變化繁多。宋朝管理道教的機構是禮部所屬的祠部。宋朝道教出現了內丹派南宗、正一天師道、忠孝淨明道和全真道等新的道教教派。最後全國形成了真大道教、正一天師道和全真教三足鼎立的局面。 社會生活 由於到了宋代士族門閥經唐末五代之亂沒落,科舉考試制度真正得到廣泛應用,對社會真正產生重大影響。科舉制度使大量過去貧寒的讀書人一躍成為士大夫階級,使政府與社會有了緊密的聯繫,也打開了平民入仕為官的管道。透過科舉入仕的知識階級在宋朝時已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全面優勢地位,在法律上也擁有許多特權,因而社會大眾以中舉任官做為讀書的首要目標,社會也就衍生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風尚。儒家的忠孝節義觀念,透過社會、鄉約、族規、家禮等各種方式深入民間,推廣於全社會。中國自宋代以後也得以構成一個比唐代遠為普及的文化社會族群。而基層知識分子,構成基層鄉紳,並成為村鎮百姓與官府的橋樑。他們指導公共工程、支援學校與書院、編纂地方地誌、參加地方祭典、糾集賑災工作、招募地方自衛武力、提供村鎮行為規範。宋、元、明、清時期,透過科舉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階級,是一個同時擁有政治權力、經濟優勢、學術文化素養的新興族群。優勢條件的結合促使這個時代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為普遍發達的時代。因此,總體而言,到了宋朝,經濟上除了一些皇親國戚、富商大賈外,社會已無明顯的階級之分。 清明上河圖局部,描繪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兩岸的繁華和熱鬧的景象和優美的自然風光。宋朝的都市商品經濟特別發達。北宋有四十多個十萬口以上的城市。包括開封、洛陽、臨安(杭州)、大名、應天(今商丘)、鎮江、平江(蘇州)、江陵(今荊州)、廣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長沙)、泉州等。北宋首都東京開封府(今河南省開封市)人口達到百萬以上,店鋪多達六千四百餘家。宋朝打破了坊市分區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開設,還出現了夜市與曉市。南宋首都(稱「行在」)臨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口達到一百二十多萬,城內極其繁華,時人稱為東南第一州。就連宋朝滅亡後,馬可波羅依然稱杭州為「天城」。 瓦舍(也叫瓦子、瓦肆、瓦市)是重要的庶民遊樂場所,內有勾欄,專供大眾娛樂。東京的瓦舍見於《東京夢華錄》的就有十座。臨安的瓦舍見於《武林舊事》的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內容呈現商業化、專業化、通俗化、大眾化的新趨勢。演出的內容主要包括說唱、戲劇、雜技和武術等。其形式多樣,深受大眾的好評。 而在農村,宗族制度成為維繫社會的主因。廿世紀之前,中國的政權只向下延伸到縣衙,其下完全通過「鄉保」與「族長」進行管理。在理學的教化下與士人的影響下,官方辦理社會救助;透過理學薰陶,商人階級出資辦理社會救助。救助內容除了辦書院、訂鄉約以激勵品德外,還普遍辦理義莊,以救貧恤孤,資助教育;辦社倉,以備荒歉 ;辦保甲,以補地方之武裝而保民。這種由士人自發的救助工作,成為自南宋以降中國社會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會救助活動多屬臨時性質;宋代開始,各州縣普遍設立各種社會救助的永久性機構。族長通過訂立鄉約鄉規來保持社會的秩序。地方紳士通過辦學、救濟事業、修橋鋪路等手段造福鄉里。 婦女的地位在宋朝大幅度下降。貞節觀在宋朝得到了發揚,在宋朝開始在中上層階層婦女實行的纏足風俗更嚴重迫害婦女的身體與心靈,官妓這種制度在宋朝已經淪為出賣肉體的工具,且花樣繁新,也象徵了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空前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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